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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報特約評室內設計論員傅達林
　　要將社會撫養費征收徹底納入法治軌道，住商房屋就必須加快制定統一的行政收費法，以確保社會撫養費取之於民、用之於民。
　　公共輿論對社會撫養費的監督，正在朝著良性方向發展。近日，國家衛生計生委公佈了相關行政覆議審理結果，明確要求遼寧等7省份人口計生委限期向公民吳有水公開2012年度社會宿霧撫養費的收支情況信息。
　　從“超生罰款”到“計劃外生育費”再到“社會撫養費”，針對超生家庭收取的同樣一筆錢，名目不斷發生變化，凸顯出政府行政形式上的合法化追求，其性質住商房屋也由行政處罰演化為行政性收費。只是，這筆費用到底如何收取、數額多少、如何開銷等，仍長期處於公眾監督的視線之外。
　　事實證明，對於政府汲取民間資源的行為，一旦缺乏足夠的法律規制和社會監督，就會情趣用品亂象叢生。由於收費不透明，標準不統一，公眾對社會撫養費的去向無法監督，很容易為地方部門藉此斂財提供機會，為各種腐敗提供溫床。根據此前審計報告顯示，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混亂，漏徵、擅自挪用、截留款項等情況已很普遍，以致輿論發出了“社會撫養費撫養了誰”的質疑。
　　亂象背後，凸顯出立法對政府收費行為的規制不力。目前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法律根據有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》《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》和一些地方規範。這種看似依據充分的收費行為，實際上存在諸多立法上的短板。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》只是為這筆收費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，而缺乏對行政收費權力的基本規制;國務院的辦法也比較模糊，例如在收費目的上規定，可以“適當補償政府的社會事業公共投入的經費”，這便給地方政府提供了想象空間，造成挪用情況嚴重;而對於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標準，則授權各省區市規定;在執法主體上，辦法規定也過於寬泛。
　　由於立法上缺乏對權力和程序的嚴密設計，使得實踐中執法部門還是將其當做一種罰款。而因其在法律性質上不是罰款，所以執法行為又不能受《行政處罰法》的約束。在這種背景下，律師向各省份申請社會撫養費信息公開的舉動，無疑是一種公益性的倒逼力量。只是我們在關註這種信息公開揭開社會撫養費“冰山一角”的同時，更應當思考如何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行政收費混亂的現狀。
　　行政收費涉及對民間資源的汲取，最終的正當性存在於人民的同意。只有公民通過立法的形式明確授予行政機關收費的範圍、標準、程序、使用等等，才能從根本上遏制政府收費的衝動。因此，要將社會撫養費征收徹底納入法治軌道，就必須加快制定統一的行政收費法，以確保社會撫養費取之於民、用之於民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征收社會撫養費須尋求立法規範）